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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:处理群众闹事总想武力解决很危险
2011-09-03

    核心提示:1957年1月27日,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,  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‘武力解决’,这是非常危险的,必须坚决纠正的。”一个月后,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(扩大)会议上作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报告,又专门谈道:“  闹事的直接的原因,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……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,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。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,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,不能全怪下面。”
  本文摘自《党的文献》杂志2010年第5期,作者:秦立海,原题:《毛泽东如何对待群众的激烈言行》

1941年6月3日下午,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,讨论征粮问题。天正下着雷阵雨,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,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,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。这位农民借此发泄说,老天爷不睁眼,咋不打死毛泽东?保卫部门就把他抓了起来,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。毛泽东知道后,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。人放了,毛泽东的思考却没有停止: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?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?

原来,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,虽然只有140多万人口,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,再加上地瘠民贫,自然灾害频发,粮食很是紧张。最初,边区粮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:一是征粮,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富农,中农负担很轻,贫农全无负担;二是购粮,由边区政府拨款对外采购。但是,1940年以后,由于外援断绝,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。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。1941年,又准备增加到20万担。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,出现了不满情绪。

弄清事情的原委后,毛泽东经过认真反思,不但减少了当年公粮征收任务,而且由此意识到,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,必须自己动手,生产自救。这次意外的“雷击”事件,使他从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,深刻认识到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,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诱因。

后来,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专门谈到“雷击”事件的教训:“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担公粮,还要运输公盐,负担很重,他们哇哇地叫。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,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,有人就说,哎呀,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?我调查了一番,其原因只有一个,就是征公粮太多,有些老百姓不高兴。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。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?要!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,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,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。没有学会,要学一下吧!不然雷公要打死人。”

1977年7月21日,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及“雷击”事件:“对群众的议论,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。同志们总记得,在延安的时候,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。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?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,群众有怨言。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。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,他说,讲得有道理,群众的呼声嘛!……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,发现问题,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。”

毛泽东对群众反映的意见历来是高度重视的。建国以后,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,一些党员和干部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,脱离群众,甚至做出了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。这种苗头更引起了他的警惕。

1956年11月15日,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指出:“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,搞官僚主义,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,就是骂人,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,那就一定要被打倒。现在,这个危险是存在的。”随后,他举了一个典型事例:“早几年,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,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,没有说清道理,就强迫人家搬家。那个庄的农民说,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,把它搞下来,雀儿也要叫几声。……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:第一道是小孩子,第二道是妇女,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。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,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。后来,向农民好好说清楚,给他们作了安排,他们的家还是搬了,飞机场还是修了。”

当时在广东还发生过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:广东某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,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院,和群众商量,群众不同意,而县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,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。这样就惹恼了群众,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,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,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。结果,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,还开了枪。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,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,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,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

针对类似事件,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现在,有这样一些人,好像得了天下,就高枕无忧,可以横行霸道了。这样的人,群众反对他,我看是该当,我最欢迎。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。”他还进一步提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:“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,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。如果不搞好,脱离群众,不是艰苦奋斗,那末,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。”因此,“我们一定要警惕,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,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。谁犯了官僚主义,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,骂群众,压群众,总是不改,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”。

事实上,自1956年下半年起,一些地方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,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、请愿事件。当时,一些党员和干部认为“好人不闹事,闹事无好人”,“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”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他们对群众的闹事,一是“怕”,二是“简单处理”,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,动辄批判斗争、开除,甚至动用武力。例如,兰州一所技校,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,学校不同意,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,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,抓了60多人,认为他们是反革命。对此,1957年1月27日,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: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,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‘武力解决’,这是非常危险的,必须坚决纠正的。”一个月后,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(扩大)会议上作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报告,又专门谈道:“闹事的直接的原因,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……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,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。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,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,不能全怪下面。”

怎样才能避免或正确解决群众闹事的问题呢?毛泽东对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做法十分赞赏。1956年9月初,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,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。但是,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却没有受到影响。其实,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,之所以没有闹事,原因就在于“这个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”。校领导说老实话,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,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,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。结果,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。毛泽东称赞:“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。如果办学校的人,都照这个办法办,那就好了,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。”

此外,毛泽东还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高度,深刻阐释了解决群众闹事的办法,指出:“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,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‘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’的方法去解决,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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