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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岁月:周恩来晚年一边癌症一边挨整
2011-08-30

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,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。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。

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,终于把他整垮、累倒了。

1972年5月12日,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,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。啊!4个红细胞,竟然有4个!我的心里为之一怔。一般认为,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,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。不过,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,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。因此,绝不能粗心大意,抱任何侥幸心理。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,弄个水落石出。

在那“特殊”的年月,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,谁都明白,周恩来不能病倒、周恩来不能垮下来。我是他的保健医生,岂容马虎。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,心里没有底。

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,我不敢声张,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,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。

于是,我避开了他人,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,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。吴阶平听后,不无忧虑地说:“张大夫,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,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。”

同时,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,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,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,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,以便汪主任掌握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。

吴阶平的建议,无疑是正确的。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,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,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。但是,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,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。你想要他复查小便,他会刨根问底,向你提出许多个“为什么?”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,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,那你准会碰钉子。周恩来一天到晚,党、政、军各方面的大事,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,真叫日理万机,绝不可,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。

那么,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?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、夜不成寐,真叫伤透了脑筋。过了两三天,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,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,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,最终归纳出“说服”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:(1)老年人血管硬化,管壁通透性增加,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;(2)泌尿系统结石,长期摩擦出血;(3)膀胱内炎症,引起粘膜*;(4)肾脏血管畸形;(5)膀胱内长肿瘤。

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,但不知道这五条“解释”

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,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,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。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“解释”。

“你是好意,下了不少功夫,但不能太急;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,说了也听不进去,得找机会。你的说法,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。”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,得到她的支持,起码给了我勇气。

一天下午,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,在家办公。

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,紧随其后,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,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,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“演说”:“总理,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。”

“有什么问题吗?”他问道。

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先说完以后,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:“这次小便化验,发现有几个红血球……”

“有多少红血球?有问题吗?”他未待我把话说完,就接着问。

“有4个红血球。”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,故缓缓地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。

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,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,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问题,如陶铸、陈毅、彭德怀、谢富治等人。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,他是一清二楚的。

“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!”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。

“总理,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,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。”我继续解释道。

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“好辩”,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。其实,我哪里敢同总理“辩”呀。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。但有时也引起误解,他对我的“解释”认为是“好辩”,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,这就变“争辩”为“强辩”了;自然,我亦担心他不要把“强辩”再升级为“狡辩”。但是,后来的事实证明,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“好辩”或“强辩”,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。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,看他的脸色行事,那样的话,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。我这个人是直性子,说话、做事快人快语,决不善观气色、见风使舵,而是讲老实话。

这时,周恩来洗完了手,朝卫生间门口走去,我心想,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。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,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。我便接着说:“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,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:第一、血管硬化;第二、泌尿系统结石;第三、泌尿系统感染……”

“你不要第一、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!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。我看,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?嗯?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,打断了我的话。其实,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,切中要害,把问题点破了。

看来,问题已经说开了,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:“总理,在各种肿瘤中,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,只要治疗得早,大多数可以根治。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,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: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;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;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……”

“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,对吗?”从表面看来,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,没有仔细听我“宣讲”什么学术论文似的。其实,他听得很仔细,他未等我讲完,便直截了当地说。

我想,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,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;况且,在“*”期间,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,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。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,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,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,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,从根本上说,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,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。那样,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,又会误了许多工作,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。

“是的。”到了这个时候,我只好如实汇报了。

“那么,你说了这么多话,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?”此时,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。

“专家们希望,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,方能作出最后诊断。”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。

这一次,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:“原来是要化验小便,你不早说,这有什么难啊,什么时候化验?现在就要查吗?”

“是的,如果有小便,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。”

我抓住机会不放。

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。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,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。

第二天,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。化验单上写着“8个红细胞”!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,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。更糟糕、更令人揪心的事——那要命的“癌细胞”还是出现了!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:“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”!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,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。

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,不论是医生、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,一瞬间,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“魔法”一样,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,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,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“看错”了。总之,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。但是,此时的人们都情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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